馬總統與執政團隊[ 成事不多 能力不足 ]的印象!
以一種另類的80/20來說明:改革對80%的人有利，
但是社會與媒體只會放大呈現20%人的反對意見!
所以只有"傻子或憨人(台語)"擔任領導者時，
才會作正確且對多數人有利，
但會傷害到選舉的基礎(選票與樁腳)的改革!
從美牛案、油電價格合理化以及證所稅，馬總統都被罵得體無完膚，但弔詭的是，這幾個政策，在本質上都是對的。大家罵的焦點集中在溝通不足、配套不夠、同理心不佳、做法粗糙…。可是，在媒體如此發達、民意如此高漲、藍綠如此對立的現在，換成別的政治人物，一定能比馬總統溝通更足夠、做法更細緻嗎？
面對棘手問題，大多數的政治人物都是「傳炸彈高手」，擅長確保炸彈不在手中爆開。只有馬英九在接到炸彈後，竟會想要在手上拆掉炸彈引信，而不是傳給後手，這麼做不是一種「政治上的愚蠢」是什麼呢？
馬總統的理念雖好，但其團隊的執行力確實有待檢討。
馬總統長於政策，拙於政治，能夠思考出真正對台灣有利的政策，
但在執行過程中，卻不見得有能力處理推動過程的反彈。
但越是真正改革沉痾的政策，反彈也會成正比的增加。
當正確的改革反會傷害到選舉的基礎時，
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要怎麼樣有能的起來呢？
以前蘇聯總統 戈巴契夫為例，他1985當選為蘇聯的共產黨總書記，
1988年戈巴契夫宣布蘇聯將放棄勃列日涅夫主義，
這個政策導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於1989年內發生了一系列劇烈的「政治地震」，史稱為「東歐劇變」。東歐劇變結束了從二戰後全世界冷戰，為此戈巴契夫於1990年10月15日獲諾貝爾和平獎。 但東歐民主化的同時也削弱了蘇共政權對國家的控制能力，最後導致了蘇聯的瓦解。
1991年8月19日發生政變，戈巴契夫被軟禁了三天，1991年12月25日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立後，他被迫宣布離職，蘇聯正式解體。
台灣的經濟奇蹟不是靠民意創造的
近日國內反核聲浪日高，為平息民怨，執政當局決定以公投訴諸民意，然而台灣的電力問題絕不會因這次公投而落幕。依這種施政風格來看，紛擾將會在馬英九總統的未來三年多任期裡，如影隨形，而在這樣的紛擾下，內閣恐怕只能充當救火隊，哪有時間去思考台灣的未來。
馬總統尊重民意是對的，但民意如流水，順了今天民意，可能就逆了明天的民意；民意可以朝秦暮楚，但政府施政卻不能如此反覆。回顧近年政府規劃的國光石化、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吉洋人工湖（高屏大湖）、核四工程，乃至於去年終止油電補貼、年金改革等等，無一不遭反對。但若要事事順應民意，那麼政府必然一事無成，繼續空轉三年。
近年許多人經常感嘆台灣經濟走下坡，不但出口被南韓超越，實質薪資已退至十四年前的水準。惟感嘆者多，明白其中原因者少；批評者多，而願意捐棄成見為台灣多盡心力者少。台灣經濟走下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決策者拿不定主意，一切但看民意，然而民意為何物？恐怕也無人知曉。試想如今的社會，人們既希望旱季不缺水又反對水庫興建及越域引水，不准電價調漲又反對核四商轉，要求好的福利又不願對等付出，然而天下豈有這等好事，人間豈有如此萬能的政府？
荖濃溪越域引水至曾文水庫工程原訂於民國一○一年完工，每天可供應六十萬噸水給南台灣。但四年前這項工程被認為是小林村崩塌的原因，隨後工程會的調查報告雖證實兩者無關，卻未被民眾接受，致使越域引水工程迄今難以復工，而南台灣依然年年面臨乾旱風險。政府如此順應民意，對台灣經濟社會，乃至於產業發展有利嗎？
去年四月政府取消油價緩漲機制，並因應購煤成本提高而調漲電價，這本是早就該做的決策，但卻被輿論冠以「油電雙漲」而形成澎湃的民怨；內閣為順應民意，電價改採分階段調漲。稍微理性的分析即可以明白，台灣油、煤、天然氣皆仰賴進口，國際行情走高，台灣有何能力不調漲？油電凍漲、緩漲或可做為短期措施，但絕不應成為長期的政策，因為凍漲最後仍得由政府買單，而最大獲利者必是用電、用油最多者。誰是用電、用油最多者？自然是有錢人，政府耗費公帑來補貼有錢人合理嗎？這樣的補貼難道不該取消嗎？但在積非成是的輿論推波助瀾下，師出有名的政策竟然潰不成軍。看看急速升高的政府債務，再補貼下去對台灣經濟社會有利嗎？政府需要順應這樣的民意嗎？
不論古今中外，一個執政者之所以偉大，不在於事事妥協順應各方要求，而在於面對變局能高瞻遠矚當機立斷，以提升一國的國民福祉。而要做這個決斷，自然不能被困於民意之中，否則終將一事無成。民國四十年代尹仲容為建立紡織工業，採行代紡代織辦法，今天大家都推崇尹仲容是台灣經濟領航人，但當時他的處境並不如大家想像的風光。當這一辦法公布後批判聲浪四起，反對者認為這形同犧牲消費者利益而讓少數人獲利，但他不計毀譽，一往無前。隨後三、四十年台灣紡織業能成為最大創匯產業，台灣被譽為經濟奇蹟，所憑藉的絕不是民意，而是當局的決斷力。倘若當年尹仲容順應民意，妥協退縮，台灣在六十年代能否躋身四小龍，恐怕大有疑問。
二十年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的經濟決策屢屢被批判，有人批評她把保守黨搞成了「失業黨」，有報紙諷刺她是「英國最不受歡迎的女人」；她在任內把五十餘家大型國營事業民營化，更遭來空前的罷工。柴契爾夫人雖在任內被評為最不得人望的首相，但卻讓英國經濟重生，五年前英國每日電訊報進行一項訪查，她已成為歷來最受尊敬的首相。顯然，英國經濟走出停滯的「英國病」，所依靠的並非順應民意，而是在於柴契爾夫人的決斷力。
西元前六世紀春秋時代鄭國政治家子產執政之初，民眾恨之入骨，他們高唱：「取我衣冠而儲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但三年後改革成效顯現，民眾改唱：「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如果子產推動政策遭民眾反對後立即大轉彎，轉而順應民意，子產必將一事無成。顯然，子產的成功同樣也在於其高瞻遠矚的才識與決斷力。
台灣這十年來不論誰執政，為贏得選票總是處處討好民意，重大政策每每因此急轉彎，讓人無所適從。老農津貼加碼千元如此、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如此、國光石化喊停如此，取消油電緩漲也是如此。如今爭議十多年，開過無數次評估會議的核四依舊如此。須知，決策高層的態度不明必然使負責執行的文官茫然不知所措，如此縱有再好的政策，在一個洩氣的文官體系裡，還會有多大作用？
我們擔心，當前台灣的紛擾絕不會因核四公投落幕而劃下句點，除非決策高層師法尹仲容、柴契爾夫人的決斷力，否則這些紛擾隨時會附著在各類政經議題上捲土重來。如此台灣經濟哪來黃金十年，有的恐怕只是繼續空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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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中無一笨中之笨的馬總統
今天是民國一○一年的歲末，民國一○一年，在某種形式的紛紛擾擾下就要結束了。有人以「憂」做為這一年的代表字。而在這一年被「萬憂穿心」罵到翻的馬英九總統，則期勉新的一年可以由「憂」轉「優」。
「憂」不是壞事，因憂而思，以思而行，若大家能在憂的基礎思考台灣的困境，並且提出行動方案，那麼一時困頓帶來的憂非但不是壞事，更是提升的契機。如果「憂」指的是在位者「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憂，那麼，未雨綢繆為未來的問題先做好準備，更是政治人物應有與當為的品質。這一點，其實也反映在民主社會裡被丟鞋、被嗆聲的馬總統身上。
從美牛案、油電價格合理化以及證所稅，馬總統都被罵得體無完膚，但弔詭的是，這幾個政策，在本質上都是對的。大家罵的焦點集中在溝通不足、配套不夠、同理心不佳、做法粗糙…。可是，在媒體如此發達、民意如此高漲、藍綠如此對立的現在，換成別的政治人物，一定能比馬總統溝通更足夠、做法更細緻嗎？
比較可能的恐怕是，「唉呀！這麼做一定會被罵，還是別做吧！」乾脆把問題擱著，這才是「現實政治」的上策。君不見，證所稅高唱入雲廿年，年年列為稅改正義的重中之重，但聰明的政治人物誰認真推了證所稅？就是有馬英九這種萬中無一的笨中之笨，把證所稅改革不但當回事，還當真推，最後落得民調十三％的難堪處境。
美牛案不推又怎樣呢？也不過台美的貿易死結繼續，台灣「漸漸」在經濟上被邊緣化。而這漸漸，未必會在馬英九第二任期中發生，既然如此，等它發生再讓後任的總統去煩惱即可，何必冒著「毒牛總統」的罵名去強推呢？笨嘛！油電價格繼續以違反市場法則壓低又怎樣呢？政府的財政會日益惡化，但放心，馬英九第二任也還不至於倒，拖著讓下一任總統去面對財政崩盤就好了，何必傻傻的讓民眾因為油電漲價把自己罵得體無完膚？笨嘛！
而現在，這個被罵到無一是處的馬英九，再度不自量力地端出了一道改革大菜：年金改革，真是讓人夫復何言！年金改革絕對不會得到掌聲的，因為結果不是「領得晚」，就是「繳得多」，或是「領得少」。誰能忍受自己的荷包縮水？馬英九這項改革是被罵定了。
「現在不做，以後政府的財政怎麼辦？」也許馬英九這麼想。「怎麼辦？那是後任的事啊！現在不改，在你的任內問題又還不會爆，你操什麼心？」政治聰明人會這麼告訴馬英九。
面對棘手問題，大多數的政治人物都是「傳炸彈高手」，擅長確保炸彈不在手中爆開。只有馬英九在接到炸彈後，竟會想要在手上拆掉炸彈引信，而不是傳給後手，這麼做不是一種「政治上的愚蠢」是什麼呢？
如果細究，馬總統推的每一項改革與政策，幾乎都是同一套公式在反覆進行，ＥＣＦＡ、大陸觀光客來台、土地實價登錄、軍教課稅、十二年國教…。但大家有沒有想過，台灣要的是「傳炸彈的聰明人」，還是「拆炸彈的大笨蛋」？炸彈不會因為傳給下一個就不爆炸，它是總有一天要爆的，而且愈拖威力愈大。但如果願意早點面對，早點著手拆除，至少可以減低爆炸的威力。
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出現了一種對執政者無所不罵的現象，只聞批評、未見鼓勵；只有噓聲、難得掌聲，這幾乎變成了一種政治常態。但改革是進步的基礎，執政者做不對的地方要批評，但如果每件事都只有批評，也將打擊改革的動能，最後台灣只能原地踏步，受傷的還是台灣人民。馬政府確實有很多該努力之處（例如，績效不彰的民意機關、見林不見樹的行政官僚、對人民無感的司法官等等），但更核心的問題其實都是長期積累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至少，馬英九面對這些結構問題，還表現出不推諉拖延、願意面對解決的「傻勁」，這一點或許應給予掌聲？
口說永遠比做事容易，給願意改革、當家做事的人一些溫暖吧。新的一年就在眼前，台灣能不能「轉憂為優」？與其偷懶的把所有責難都壓在馬總統身上，不如大家一起挽袖努力。畢竟，台灣是我們大家的，可不是馬英九一個人的。（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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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巴契夫於1985年3月11日當選為蘇聯最年輕的共產黨總書記，實際上成為蘇聯的第一把手。
他試圖通過改革和開放來阻止蘇聯共產主義的退化，其開始標誌是1986年2月召開的第27次蘇聯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
1988年戈巴契夫宣布蘇聯將放棄勃列日涅夫主義，減少對東歐國家內政的干涉（特別是停止了武力干預）。這個政策導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於1989年內發生了一系列劇烈的「政治地震」（但大多是和平的革命，在羅馬尼亞卻發生了暴力事件），史稱為「東歐劇變」。東歐劇變實際上結束了從二戰以後長達四十餘年的全世界範圍內冷戰格局，為此戈巴契夫於1990年10月15日獲諾貝爾和平獎。
東歐民主化的同時也削弱了蘇共政權的國際影響力和對國家的控制能力，最後導致了蘇聯的瓦解。1991年8月19日，一些保守派政治家和一部分軍人趁戈巴契夫在克里米亞度假時發動了「八一九事件」，戈巴契夫被軟禁了三天，被釋放後發現他的聲望漸墜，而時任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總統的鮑里斯·葉爾欽的聲望大漲。此外政變後他被迫將大部分政治局成員撤職，一部分甚至逮捕。
馬英九的難題 台灣的集體困境
《經濟學人》對馬英九總統的報導，其實文章中的舉例並沒有太多國人不知道的資訊，不論bumbler應翻譯成「笨蛋」、「笨拙」或是「憨慢」，馬總統勝選之後，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也是事實，筆者也認為馬總統的理念雖好，但其團隊的執行力確實有待檢討。但若要引用《經濟學人》文章來評論馬總統的能力的話，筆者認為絕不能忽略文章句尾一句中肯的話：沒有跡象顯示馬的主要政策會改變，「或者應該要改變」；Nothing suggests Mr Ma's main policies will change, （or that they should）。
這是矛盾的，既然沒有理由認為馬總統的政策應該改變，為什麼又認為馬總統的能力不足呢？這與筆者看法不謀而合，那就是馬總統長於政策，拙於政治，能夠思考出真正對台灣有利的政策，但在執行過程中，卻不見得有能力處理推動過程的反彈。
正確的政策，不見得會沒有反彈；或者應該反過來說，越是真正改革沉痾的政策，反彈也會成正比的增加。《經濟學人》文章舉的二個例子，對於油電雙漲，文章疑惑是馬政府對於調漲期程的反覆；對於取消年終慰問金，文章看到的癥結是退休軍公教大多是國民黨的熱情支持者，而引發了「backfire＝反彈」。當正確的改革反會傷害到選舉的基礎時，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要怎麼樣有能的起來呢？
馬總統今天所遇到的困境，讓筆者不禁思考，究竟台灣需要怎麼樣的總統？怎麼樣的總統能夠在台灣的政治文化下生存？難道，台灣需要的不是一位真正以全民利益為優先的領導者，而是一個像陳水扁或李登輝，擅於劃分敵我，透過創造意識形態對立與人民情感的撕裂，大玩翹翹板的高手？或者更明確的問，在貪汙的陳水扁、弄權的李登輝以及被大家嫌憨慢的馬英九三個政治領袖之間，台灣到底要支持那一種政治領袖？
認識馬總統的人，不會懷疑他作為「全民總統」的決心，但也因此國民黨內部分人士認為他冷漠無情；而當他因為利益團體或媒體批評而調整政策時，《經濟學人》則認為這是優柔寡斷的暗示。
馬總統的施政並沒有私心，自許做全民總統的他，理論上好像應會因此得到全民愛戴，但很明顯實際的結果是相反的。長期以來主張資本利得稅的勞工團體，對證所稅不置一詞；認為能源價格應「以價制量」的環保人士，也不願作為油電價格反應成本的民意後盾；股市大戶現在只記得證所稅，卻忘了降低營所稅減輕了企業的成本…。
這些現象顯示的是，馬總統想要做個以國家整體考量，不分族群的執政者，卻變成每個族群都只記得政策對自己不利的部分，而輿論只放大負面的聲音。不適應這樣的政治文化的馬英九，脫離不了無能的罵名似也不令人意外。
當然，進了廚房就不能怕熱，領導者沒有抱怨壓力的權利。筆者只是疑惑，這樣政治文化，對台灣人民有什麼好處？
今天浮現出的許多問題，包括困窘的財政數字，可能破產的年金制度，慷納稅人之慨的福利分配，乃至於過度保護的投資/貿易政策…，不都是過去一代又一代的鄉愿累積而成的；台灣人民從小到大的政治經驗，不就是亂開支票、大撒糖果的政客能夠勝選，而敢講真話、當壞人的政治人物則會中箭落馬嗎？令人不解的是，幾乎每一個台灣人都厭惡這樣的政治文化，都說改革是必要的；但當嘗試改革的人真的出現時，他所得到的支援卻是微乎其微。馬總統一路走來，他的正直善良沒有疑問，但正直與善良是否真的是一位總統的加分呢？這是台灣正在進行的實驗。
總統「無能」，或者可滿足少數人嘲諷的樂趣，但是對絕大多數人民來說，心態絕對是沉重的。每個人都知道總統施政的挫敗，最後的結果必然是人民福祉的損失。對於批評，馬總統固然應「有則改之，無則自勉」，但是對總統的頭家來說，讓廚房的工具多一點，讓公僕做事得到的助力多一些，其實也對自己有利。（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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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變！ 台灣3總統都做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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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餘年台灣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三個總統執政，三個總統或各有獨領風騷的強烈特徵，但不幸的卻是，台灣在嚴重的認同分裂下，走上搖擺甚至封閉的經濟路線，以至於台灣無論在國民所得、或經濟成長，都日漸萎縮、乾涸與停滯，在世界經濟板塊中，台灣逐漸衰落、邊緣化，馬英九雖力圖振衰起弊，卻仍欲振乏力。
李登輝執政初期，經濟是照著國民黨既有的藍圖，譬如為避免被邊緣化，1990年元旦即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的名義，提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關稅貿易總協定」。同期間，台灣也尋求加入亞太經合會 (APEC)，這在1991年得到實現。
這時台灣仍主要依據經濟理性進行經濟決策。但方興未艾的台灣民主化運動，包括解散萬年國會等，李登輝的興趣很快轉向，他更專注所謂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政治工程，而荒疏了經濟。
例如加入APEC的第三年，1993年APEC部長級會議，他請江丙坤發表「階段性兩個中國論」，到了1996年他當選首屆民選總統，幾個月後，即宣布「戒急用忍」政策。
就算官僚部門苦心孤詣地提出包括海、空運中心在內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但這個雄圖大略，卻被次年的「戒急用忍」徹底澆熄。1996年是個分水嶺，自此台灣即無經濟政策可言。陳水扁上台執行的是比「戒急用忍」更徹底的鎖國政策，搬出「一邊一國」、「正名制憲」等劇烈的政治運動，讓民粹狂潮四處肆虐，所有的經濟政策幾都是口號，例如像是要讓亞太營運中心復活的「全球運籌中心」，在拒絕推動兩岸直航的現實下，只剩下蒼白的造句，配合這個概念進行的一次與二次金改，則成了貪腐後門。
馬英九試圖回復1995年以前的自由化路線，上任後立即推動兩岸直航，兩年後又簽署兩岸經合架構協議，當協議完成簽署，正是意味「戒急用忍」這個迷亂思維的終結。然而，李、扁兩人掘開的政治海溝太深，馬英九的每一個自由化政策，都受到強烈的杯葛，舉步維艱。
美牛案被在野立委霸住主席台而無法議事，就是一幅清楚的圖像，全民深陷於認同的魔咒之中，對理性的政策嗤之以鼻。但三任總統如此鋸箭式走法，深切地反映台灣發展面臨的深層困境，下一步踏向何處，台灣不能再徬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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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爾·戈巴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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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巴契夫出生於斯塔夫羅波爾的一個農民家庭。他的父親謝爾蓋·安德烈耶維奇·戈巴契夫是一位聯合收割機的操作員，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退役軍人。母親在集體農場工作。戈巴契夫1955年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法律專業，並在那裡認識了他後來的妻子賴莎（又譯雷莎，她因患白血病而於1999年去世）。1953年9月他們結婚，1955年戈巴契夫畢業，兩人一同回到戈巴契夫的故鄉。
在大學期間，戈巴契夫加入了蘇聯共產黨並且很快成為了其中的一名積極分子。1952年21歲的戈巴契夫加入蘇聯共產黨，1966年他35歲的時候他以函授學習的方式獲得了農業經濟碩士的學位，從此他青雲直上。1970年他已成為農業部部長，次年被選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72年他帶領一個代表團赴比利時，兩年後他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以及青少年事務執行委員會主席。1979年他加入蘇共政治局。在政治局內他認識了他的同鄉、克格勃首領尤里·安德羅波夫。安德羅波夫在此後數年內成為戈巴契夫的主要提拔者。他在黨內的地位給予他更多出國的機會，這些旅行很深地影響了他的政見和對社會的看法。
[編輯]民主化改革
康斯坦丁·契爾年科死後，戈巴契夫於1985年3月11日當選為蘇聯最年輕的共產黨總書記，實際上成為蘇聯的第一把手。他試圖通過改革和開放來阻止蘇聯共產主義的退化，其開始標誌是1986年2月召開的第27次蘇聯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
1988年戈巴契夫宣布蘇聯將放棄勃列日涅夫主義，減少對東歐國家內政的干涉（特別是停止了武力干預），他的發言人將這個政策戲稱為「辛納屈主義」。這個政策導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於1989年內發生了一系列劇烈的「政治地震」（但大多是和平的革命，在羅馬尼亞卻發生了暴力事件），史稱為「東歐劇變」。東歐劇變實際上結束了從二戰以後長達四十餘年的全世界範圍內冷戰格局，為此戈巴契夫於1990年10月15日獲諾貝爾和平獎。
東歐民主化的同時也削弱了蘇共政權的國際影響力和對國家的控制能力，最後導致了蘇聯的瓦解。1991年8月19日，一些保守派政治家和一部分軍人趁戈巴契夫在克里米亞度假時發動了「八一九事件」，戈巴契夫被軟禁了三天，被釋放後發現他的聲望漸墜，而時任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總統的鮑里斯·葉爾欽的聲望大漲。此外政變後他被迫將大部分政治局成員撤職，一部分甚至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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