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獨立小國愛沙尼亞的政治家相信，電腦，能夠快速彌補勞動力稀少與基礎建設長期落後的匱乏。
17 年過去，網路為愛沙尼亞帶來超乎預期的成效。
「如果政府想要利用網路，就得讓人人有網上，」Viik 表示，「因此我們建立了龐大的公共無線網路基地台，提供給在家無法負擔網路費用的人民。」 愛沙尼亞政府也在教育上施行類似的舉措。時至今日，愛沙尼亞 42 種公共服務主要透過網路管理。
去年，94% 的報稅是在網路進行，以往繁縟的過程現在通常 5 分鐘內就可解決。
網路之於愛沙尼亞，就像空氣般，無所不在，重要性無與倫比。「以前有家瑞典銀行併購我們的一家銀行，他們來到這裡說，『現在我們要教你們怎麼電腦化銀行業務』，」Ilves 回憶，「接著我們回應，『喔，其實我們早就自己完成電腦化運作了。』」最新的統計顯示，愛沙尼亞 99% 銀行轉帳都在線上進行。
「傳統上在西方國家，」Ilves 說，「志願者的週末休閒活動可能是走到樹林裡練習打靶，但在愛沙尼亞，我們有從銀行、軟體公司招募的 IT 人員利用他們一週一天的空閒時間貢獻在電腦問題上。」 公私部門不分你我合作無間，也是 90 年代愛沙尼亞創新精神的核心，Vill 稱，「政府展開一系列 IT 計畫以做為催化劑，」他說，「政府原先的思維是不要雇用程式設計師，但使用私人企業的服務，這項政策增加了愛沙尼亞 IT 部門的競爭力。」電子身分證就是一項「私人公司開發與管理的服務，現在這家公司就有了輸出技術到其他國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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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9 鉅亨網提供
愛沙尼亞掙脫蘇聯束縛後 4 年，也就是西元 1995 年，Toomas Hendrik Ilves 讀了由科技恐慌症患者 Jeremy Rifkin 撰寫的《工作終結者（The End of Work）》，「作者主張，隨著電腦化愈來愈盛行，就業機會也會愈來愈稀少，」時任外交官，而今成為愛沙尼亞總統的 Ilves 回憶，「這種觀點非常落伍。」 Ilves 以及許多同僚對於Rifkin 的看法十分不以為然。
新興獨立小國愛沙尼亞的政治家相信，電腦，能夠快速彌補勞動力稀少與基礎建設長期落後的匱乏。
17 年過去，網路為愛沙尼亞帶來超乎預期的成效。
現在，網路與愛沙尼亞人的身分認同緊密結合。
「網路在其他國家不過就是公共設施之一，無異於水龍頭或乾淨街道。」愛沙尼亞資訊工程大學講師 Linnar Viik 解釋。
他同時身兼政府顧問，更是愛沙尼亞網路崛起的同義詞。
「但對愛沙尼亞年輕人而言，網路不僅是服務或設施，它是民主與自由的象徵。」 關掉家用電腦，走出戶外呼吸，你才能真切理解，網路之於愛沙尼亞，就像空氣般，無所不在，重要性無與倫比。
無線網路遍及各處，並且，已經延續了幾近 10 年。
從首都塔林中世紀覆著柔和色彩的砲塔，走到塔爾圖大學的螺旋狀建築，100 英哩的路程，網路無比順暢，從不間斷。
「如果政府想要利用網路，就得讓人人有網上，」Viik 表示，「因此我們建立了龐大的公共無線網路基地台，提供給在家無法負擔網路費用的人民。」 愛沙尼亞政府也在教育上施行類似的舉措。
英國《衛報》報導，1997 年前，Ilves 所屬政黨的競選宣傳，97% 的愛沙尼亞學校都有了網路設備。
時至今日，愛沙尼亞 42 種公共服務主要透過網路管理。
去年，94% 的報稅是在網路進行，以往繁縟的過程現在通常 5 分鐘內就可解決。
甚至，沒空返鄉，筆電上網也可投票（最近一次的選舉，Ilves 就在馬其頓投下他神聖一票），或者在智慧型手機上簽署法律文件；此外，內閣會議自 2000 年開始就以無紙化聞名於世。
醫師只發出電子處方箋，在城市中，公車票、停車，甚至一品脫的啤酒，通通行動付款。
很難想像，20 年前愛沙尼亞一半人口連手機都沒有。
愛沙尼亞計畫的核心是 2002 年推出的身分證。
10 位愛沙尼亞人中就有 9 位擁有這張卡片，將卡片置入電腦插槽中，就能投票、轉帳、存取所有政府擁有的個人資料。
「身分證本身什麼都不是，因為如果弄丟很危險。」愛沙尼亞情報中心的 Katrin Pärgmäe 表示，「唯有輸入正確密碼，才能進入資料庫。」 攜帶這張卡片到藥局可以拿到藥方，搭乘大眾運輸，它就等於車票，很多居民的手機 sim 卡中也有獨一無二的 ID 晶片以支援行動付款。
對英國人來說，身分證還殘存著一點「老大哥」的陰影，但愛沙尼亞人則視其為隨時掌握個人資訊狀態的方法。
「你可能會覺得，鑒於我們的過去，我們對這會感到不安。」Ilves 隱晦的指涉從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塔林中心留下的痕跡。
「但是電子身分證讓我更有安全感，任何人觀看過我的文件都會留下記錄。
如果我的檔案是白紙黑字，誰曾經讀過這些文件沒人知曉。」 波羅的海三小國另外兩個成員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網路普及的速度與規模卻遠遠不及愛沙尼亞。
三小國同一時間獨立，且都極需盡快大舉翻修、建立孱弱的基礎建設。
愛沙尼亞的理由十分簡單。
愛沙尼亞境內雖有為數不少的俄語人口，但佔大宗的愛沙尼亞人族群認同偏向北歐，而非斯拉夫或東歐民族。
在 90 年代初期，他們前往斯堪地那維亞尋求啟發和投資機會。
投資愛沙尼亞的芬蘭與瑞典商人要求他們位於此地的商業夥伴使用電子郵件，而非傳真機溝通。
眨眼間，接受「指教」洗禮的後進者反倒超英趕美大躍進成了電子化國度先驅。
「以前有家瑞典銀行併購我們的一家銀行，他們來到這裡說，『現在我們要教你們怎麼電腦化銀行業務』，」Ilves 回憶，「接著我們回應，『喔，其實我們早就自己完成電腦化運作了。』」最新的統計顯示，愛沙尼亞 99% 銀行轉帳都在線上進行。
90 年代初期許多政治人物受益於此，以驚人的速度「獲得」網路。
「蘇聯崩潰後的掌權者非常年輕，」Skype 聯合創辦人暨檔案分享網站 Kazaa 聯合開發者 Jaan Tallinn 指出，「他們跟得上時代趨勢。」 1992 年，Mart Laar 當上總理時年僅 32 歲。
而 Ilves 只稍微年長一點，但是他於童年時期就已懂得撰寫程式，他的青少年是在美國流亡度過。
「我想，如果我能做到，那麼人人都可以做到。」他以濃厚的紐澤西腔說道，「和電腦相處讓我感到輕鬆自在。」 網路也是對抗俄羅斯老大哥的武器。
「俄國軍隊可能破壞我們的電視塔、中央廣播電台或新聞通訊社，」Viik 說：「三個通訊管道全遭關閉，我們從此被迫與世界隔絕。」 「但是，網路依然暢行。
於是我們了悟，這是一種在緊急情況下仍能與世界保持密切聯繫的偉大工具。」 諷刺的是，愛沙尼亞人擔心的攻擊真的來了，而且，是通過他們引以為傲的網路而來，霎那間愛沙尼亞遭到孤立。
2007 年，愛沙尼亞政府將原先位於塔林市中心的蘇維埃戰爭紀念碑遷移到郊區墓地，激怒了境內俄語少數民族。
暴動在街上蔓延開來，很快洶湧進網路中，初步的網路攻擊十分粗糙，恢復原狀不費工夫：數千名匿名者以阻斷服務攻擊癱瘓政府、媒體和銀行網站。
「這好比是一場網際網路騷亂。」當時負責代表政府回應此事的 Hillar Aarelaid 指出。
然而，情緒反彈為始的騷動很快發展成規模更加龐大、時間更為冗長、攻擊更有組織的行動，最終演變為一場浩大的網路圍攻戰爭。
「很多謠言在外散播開來，」Pärgmäe 說，「外國無法進入愛沙尼亞網站，但他們不知道愛沙尼亞境內還是可以連到外部網站。」 愛沙尼亞網路銀行系統潰決、人們無力負擔日常用品的傳聞甚囂塵上，「實際上銀行網站癱瘓的時間最長只有一個半小時。」 這場網路災難帶帶來兩個正面影響，第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愛沙尼亞建立了網路戰爭的智囊機構；第二，愛沙尼亞政府設立電腦防衛中心（Cyber Defence League），募集電腦部門 100 名志願者，在未來可能的網絡紛爭中守衛家園。
「傳統上在西方國家，」Ilves 說，「志願者的週末休閒活動可能是走到樹林裡練習打靶，但在愛沙尼亞，我們有從銀行、軟體公司招募的 IT 人員利用他們一週一天的空閒時間貢獻在電腦問題上。」 公私部門不分你我合作無間，也是 90 年代愛沙尼亞創新精神的核心，Vill 稱，「政府展開一系列 IT 計畫以做為催化劑，」他說，「政府原先的思維是不要雇用程式設計師，但使用私人企業的服務，這項政策增加了愛沙尼亞 IT 部門的競爭力。」電子身分證就是一項「私人公司開發與管理的服務，現在這家公司就有了輸出技術到其他國家的能力。」 Viilk 認為，國家政府和私人企業同時受益於這種協作模式，否則無法成功研發電子卡片科技。
但有些人憂心公私部門的重疊可能威脅愛沙尼亞的網路開放性。
多年來，所有愛沙尼亞公民都有權力取得免費域名，如同英國人無法註冊頂級網域（top-level domain，TLD）名稱，但可以擁有「Pri.ee」亦即類似「co.uk」的英國網站。
2010 年這項政策改變，愛沙尼亞政府廢止「pri.ee」域名，全面改用頂級域名「.ee」，唯一的缺點是要價不斐，15 英鎊。
這是歐洲索價最高的費率。
此舉激怒許多學術機構和技術人員，他們成立「愛沙尼亞網路社群（Estonian Internet Community）」施壓團體，以給予愛沙尼亞公民應對網路運作方式有更多發言機會為號召。
輿論喧騰之下，政府推出一組免費域名「era.ee」。
態度開明的政治人物用網路為愛沙尼亞打開朗耀的窗口，但現在卻有越來越多人憂心這批相同的面孔已經喪失他們的進步思潮。
「他們依然握有權力，」Jaan Tallinn 表示，「但我無法保證他們仍舊掌握趨勢。
科技的進化從不停歇，年輕人跟著亦步亦趨，但當他們年老了，開始產生慣性，開始岔離科技發展的曲線。」 Ilves 本身就因 ACTA（反仿冒貿易協定）飽受批評。
這項國際協定相當受到爭議，反對者認為此將破壞個人網路使用者的權利。
有些聲浪指望其他政治人物能夠反抗這項協定。
「這很困難，因為這是歐盟協定，」塔林科技大學博士班學生 Jaagup Irve 坦言，「但是政府遏止 ACTA 的力道顯然不夠。」 Viik 認為，政客不分你我，對網路重要性形塑出「沉默的共識」。
很多年來，愛沙尼亞人總能在大選中挑到一位最重視網路的候選人。
不過 Irve 指出，公眾不能再如此自滿。
「人們總以為政府是顆智慧型導彈，一切事務都會按照軌道順利飛行。」 「不過今日的政府，其實比較像是一顆需要人民引導的炸彈。
我們必須指引政府，這是網路社會已經覺悟的道理。」（文：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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